一、英勇善戰的戰斗隊

（一）配合主力部隊，直接參與對敵斗爭

紅軍在實行戰略大轉移之后，在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下，只能邊走邊打。在那種歲月里，女紅軍的戰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作戰中，女紅軍們屢立功勛，成為紅軍中堅強的戰斗力量。1934年秋，中央紅軍在突破敵人的封鎖線時，干部休養連的這支非戰斗部隊卻參加了激烈戰斗，在湘贛交界行軍時被敵軍包圍，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女戰士們與敵展開激戰，掩護老同志和傷病員，使他們安全突圍。在土城戰斗中，干部休養連的女戰士為掩護傷員轉移，跳下深溝，把傷員馱過去。一名女戰士衣服被敵人的槍彈打了五六個洞，頭發也被打焦了一綹，卻仍臨危不懼，頑強戰斗，后來在戰友的掩護下才終于脫險。四渡赤水戰役中，干部休養連與敵人的一個營遭遇，鄧穎超不顧病痛，率領戰士們阻擊敵人，一直堅持到大部隊趕到。

在長征中，建制完整的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師（兩個獨立團）有2000余名女戰士，這樣整師整團成建制的正規婦女部隊，在中外戰爭史上都是較為罕見的英雄壯舉。1933年5月，在反擊四川軍閥田頌堯的“三路圍攻”時，婦女獨立團在鷹龍山的遭遇戰中機智勇敢的俘虜左縱隊一個團的殘部。1934年,婦女獨立團在川北旺蒼壩一線配合主力紅軍堅守陣地,堅持抗擊敵軍達兩個月之久。1935年3、4月間，在配合主力攻打劍門關的戰斗中，該團在兩、三天內擊垮了敵人一個旅的進攻，“敵旅長及其小老婆被婦女團俘虜”。[9]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工廠的一營女后勤兵在四川綿竹與國名黨保安團遭遇。激戰一夜，殲滅保安團數百人，紅軍女戰士有30多人犧牲。1935年夏，在漢藏雜居的理縣雜谷腦地區,該團又奉命全殲了據守喇嘛寺的藏匪,繳獲糧食、布匹、鹽等無數，被當地藏族同胞譽為“女菩薩兵”。在天(全)、蘆(山)、名（山）、雅（安）戰役中,婦女獨立團配合主力部隊在寶興靈官鎮和蘆山縣作戰,其后在敵重兵圍困的百丈一役中,隨主力部隊奮戰7天7夜,重創敵軍,而自己犧牲的也很大。在大小金川一帶戰斗中，十幾名女戰士被敵包圍，寧死不屈，最后獻出了生命。在攻打臘子口、克挑州城的戰斗中，也均有婦女獨立團的功績，數次參戰均有利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戰斗，顯示了紅軍女戰士們不怕犧牲的戰斗勇氣。

奮戰于河西走廊的婦女先鋒團的紅軍女戰士們，一直隨西路軍總部行動。在一條山戰斗中,該團配合主力參戰,并繳獲了30峰駱駝,為后來運送傷員提供了方便；在山丹縣紅砂巖子，該團配合九軍兩個師與敵人連續作戰20余天；在倪家營子戰斗中，女戰士們白天上前線，晚上又站崗放哨，堅持了40多天。事實表明，在緊要關頭，婦女先鋒團作為一支獨立的婦女武裝，其人數之多，歷時之長，所起作用之大為中國革命史上之罕見。在長征中，涌現出了第一位“開國女將”李貞和張琴秋、王泉媛等著名女將領。

（二）反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女紅軍們不僅要對敵作戰，還要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做斗爭，以確保紅軍勝利完成長征。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針，而張國燾卻主張南下，因此引發了黨和紅軍內部的一場空前嚴重的危機。這時許多女紅軍明辨是非，堅定的站在黨中央正確路線的一邊，擁護北上。長征中擔任婦女獨立團團長的張琴秋，就曾經堅決地和張國燾進行過斗爭。這一點從張國燾的回憶中就可窺見:張琴秋向我申述她們的意見，她和某些同志不贊成“西進”，認為她們的意見與中央的指示相符和。對于軍事策略，她們也有種種批評，[10]比如當時在紅四方面軍任婦女部長的劉堅。她在張國燾主持的主張“西進”的動員會上 ，面對張的說法，劉堅列舉大量事實說明“西進”的危害。她說:“從軍心看，廣大指戰員要求共同北上抗日，不愿“西進，否則會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亂；從物質條件講，現在御寒品和糧食都無準備，即使敵人消滅不了我們，自己也會凍死、餓死。”康克清贊揚她為小鋼炮，把張國燾打啞了。[11]女戰士危秀英在險惡的環境下，機智勇敢地從紅四方面軍帶出一個連隨黨中央北上。康克清協助朱德進行反對張國燾分裂的斗爭，在部隊中開展工作，鼓勵大家講團結，按組織原則辦事。同樣，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李伯釗功不可沒，[12]她想辦法搞到一份張國燾另立“中央”的松崗開會記錄轉交黨中央 ，成為揭露張國燾罪行的重要物證，“為黨立了一功”。[13]女紅軍們通過各種方法，維護了全黨、全軍的團結統一。

二、無私奉獻的后勤保障隊

（一）護理傷員

長征途中，戰爭時有發生，傷病員不計其數，如果傷病員得不到及時救治和精心護理，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既會影響紅軍的集體戰斗力，更易挫傷其他紅軍作戰的積極性，因此護理傷病員成為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長征中，女紅軍們出色完成了戰場救護、衛生防病等任務。在戰場上，女紅軍們冒著炮火救治傷員，傷員多時她們還要抬擔架。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洗衣隊的200多人，背藥箱、抬擔架﹑救死扶傷，沒有落下一個傷病員。遭敵機襲擊時，有的女戰士為掩護傷病員受傷或犧牲。如在貴州盤縣，部隊遭到敵機襲擊，賀子珍為掩護傷病員，身受重傷，全身掛花17處。姬鵬飛曾夸獎她們是“真正的長征英雄”。[14]在行軍和宿營時，她們還盡心竭力做好部隊的衛生防病工作。紅二十五軍的七名女護士在收集購買藥品的同時，還多方采集中草藥，“寧愿自己多受累，也要千方百計的減少階級兄弟的痛苦”。[15]戰爭結束后，女紅軍為傷病員包扎傷口、打針換藥、洗滌血衣、喂水喂飯，千方百計的減少傷病員的痛苦。紅四方面軍的女醫護工作者“吃大苦,耐大勞”,為傷病員包扎傷口、打針換藥，部隊稱她們是“衛生員”。正如紅軍戰士危秀英回憶道:長征途中,政治戰士的主要任務是照顧傷病員，分派擔架。常常是敵人的子彈“嗖嗖”地在頭頂上飛，我們貓著腰，背上幾個人的東西，攙扶著掉隊的同志，又跑步又爬山。[16]陸定一認為，紅星縱隊的婦女們的勇敢是誰也比不上的，她們照顧傷員，扶傷員爬峭壁,如果沒有她們堅實的肩膀,許多傷員就完了。[17]

徐特立在他的《長征中的醫院》中,有對女紅軍這樣的評價:她們的工作主要是，沿途雇擔架民工，進行民工及傷病員教育和關照工作。但所雇民工不夠時，自己也抬過擔架……部隊是照路前進。雇民工的女同志，總是從道路的兩旁到群眾家里去宣動鼓動。因此部隊行五十里，她們就走了六十里或六十五里。[18]總之，女紅軍戰士認真負責的醫護工作，為部隊順利完成長征提供了重要的醫療衛生保障。

（二）籌糧籌款

長征中，缺糧問題突出。紅軍的物資供給，主要靠沿途籌集。女紅軍們主要用三種方法籌集糧食。一方面通過打土豪奪糧來籌糧籌款，在斗爭實踐中,李堅真等創造了“一眺二聽三看”的辦法,情況判斷準確，打土豪，打得穩，打得準；另一方面通過和平的方式，如向群眾買糧、談判和說服。向群眾買糧是最常用的方法，有時通過談判的方法。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經過藏族聚居區時,為籌集糧食和物資，派出紅軍女干部張琴秋等與喇嘛寺進行談判，宣傳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誠懇的態度和靈活的策略,打消了對方的顧慮 ，“達成了成交牦牛1000頭,羊3萬只,青稞麥和炒面45萬斤的協議”。[19]此外，武裝奪糧,是紅軍在緊急情況下采取的手段，婦女戰士們有時也參與這樣的斗爭。1935年秋在四川馬爾康地區，反動勢力煽動藏族群眾同紅軍鬧對立，藏匿糧食，婦女獨立團的兩個連不得不冒著敵人打冷槍的危險到山坡上收割青稞，同敵展開武裝奪糧，順利地完成了任務。正因為女紅軍的努力籌糧，許多戰士才沒有被餓死，順利的走出了草地，以此保證了部隊的生存和戰斗力。

（三）制造被服

部隊轉戰野外，缺少衣服，因此縫制和補充戰士們的戎裝就成為婦女后勤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為了給戰友們趕制軍服，紅四方面軍的女戰士“不顧疲勞，忍饑耐寒，紡線、織布、染色，縫制出大批軍服；在趕制冬裝時，棉花和布奇缺，女紅軍們還入深山割棕代布制成“棕衣”，為戰士們御寒，有的女戰士因此被毒蛇咬傷而犧牲；在即將同紅二、六軍團會師之時，女戰士們還設法收集羊毛羊皮，精心編織毛衣毛襪，趕制皮衣和各種慰問品，“以便獻給遠征而來的戰友”，在解決服裝保障問題上紅四方面軍的女戰士不愧為女紅軍的突出代表。正因為女紅軍的努力，許多戰士才沒有被凍死，順利的過了雪山，女紅軍們為部隊的生存和戰斗提供了保障。

（四）運輸修路

萬里轉戰，運輸任務異常繁重，部隊除雇請民夫外，女戰士也承擔了這方面的艱巨任務。紅四方面軍的婦女兵工營是一支堅強的運輸隊，數千名傷員，兵工廠、被服廠、造幣廠的機器和近十萬人的吃穿用物資，大都是由女戰士轉運的。除此之外，還擔負運糧食、挑行李、背物資彈藥 ，從根據地帶來的大洋和黃金的任務，在長途跋涉中，平均每人負重四五十斤。[20]老紅軍鐘大姐回憶道：開始長征時，有些女同志抬擔架，有些運糧食，有些背藥棉花，都搞得一大包一大包的，很沉。像我當隊長，還背一個大個棉花包。一路上洗紗布，搞糧食。在行軍中，大家都咬緊牙關身背糧食，沿著崎嶇的山路、泥濘不堪的草地，一步一滑、三步一摔地完成組織上交的各項運輸任務。過雪山時，道路險峻、氣候惡劣，女戰士們冒著冰雹、大雨，背著糧食、物資和行李艱難行進。婦女兵工營的女戰士們兩次翻越雪山，三次跨過草地，寫下了英勇無畏的篇章。

紅一方面軍干部休養連的女紅軍在民夫逃跑的情況下，也要負責抬擔架。抬擔架的民夫多是臨時雇請的。行軍時，有的民夫走累了或是中途逃跑了，女戰士就自己抬擔架。在過瀘定鐵索橋時，部分民夫開了小差。女戰士們用綁帶把擔架、藥箱等綁在自己的肩頭、手臂上，扶著鐵索，把傷病員和物資運到對岸。李富春稱贊這些女戰士“不愧為革命勞動婦女的模范”。[21]她們排除萬難的氣概，保存了紅軍的實力，給部隊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供給，保證了戰斗的勝利。

在長征中，為主力部隊的前進開辟道路，也是女紅軍們擔任的一項重要任務。在婦女獨立團有一個連專門負責修路架橋。一次在馬爾康地區行軍時，剛架起來的橋被敵人破壞了，女戰士們毅然跳進冰冷的河水中，用肩膀和木板架起人橋，保障了部隊的順利通過。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翻越黨嶺山，婦女獨立師一部隨前衛部隊行動，為后續部隊疏通道路。雪山上，空氣稀薄，冰路堅硬，她們卻開鑿了一條“天梯”，按時完成了開路任務。婦女獨立師到達爐霍時，2500人僅剩下1000余人，不得不恢復了獨立團的建制。

三、革命真理的政治宣傳隊

（一）對群眾宣傳革命知識，播撒紅色種子

條件越艱苦，女戰士的政治宣傳作用越重要。因為遠離根據地長征，在國民黨統治區行軍作戰，加強群眾工作也是十分艱巨的任務。女紅軍總是積極參加地方群眾工作，每到一地，就承擔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打土豪、分浮財、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擴紅擁軍工作。在遵義地區，以李堅真為工作組長，籌建并成立了遵義縣革命委員，開展土地革命，調動了群眾的革命熱情；李伯釗等女干部組織了“紅軍之友社”。危秀英一人在遵義先后發動200多個青年參軍，并將幾百個重傷員寄養在群眾家里。[22]金維映在黎平做群眾工作十分出色，被當地群眾盛贊為“穆桂英轉世”。在紅四方面軍開辟的新解放區，婦女獨立團的戰士積極投入宣傳發動群眾、擴紅的工作，使工作很快打開了局面。通過女紅軍的努力，群眾的覺悟得到了提高，使軍民關系更加密切，有利于長征的勝利進軍。

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女紅軍們深入宣傳、嚴格執行黨的政策主張，刻苦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以實際行動爭取教育少數民族群眾，解除了他們對紅軍的疑慮，數百名藏族同胞報名參加了紅軍，從而建立了藏族人民的革命政權格列德薩蘇維埃政府。正像紅軍女戰士危秀英所說：“在藏族地區，紅軍宣傳和執行黨的民族政策，使當地藏民解除了顧慮，紛紛返回家園。”[23]在甘肅回族聚居的興隆鎮，紅二十五軍的幾位女護士熱情向群眾作宣傳，并“在醫院院長錢信忠的帶領下，深入到群眾家里，熱心為病人治病”，贏得了回族群眾的廣泛贊譽。[24]這樣有利于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融合。女紅軍就這樣走一路撒播一路革命的火種，把黨的主張，紅軍的影響，一點一滴的滲透到群眾中，使兵力得到了有效的補充，壯大了紅軍的隊伍。

中央紅軍干部休養連的女戰士，還要對民夫進行宣傳，以穩定情緒，保證擔架任務的完成。中央紅軍干部休養連的一部分女戰士，擔任照料抬擔架的民夫的工作，被稱為“政治戰士”。[25]每個“政治戰士”要管理三四副擔架，她們和抬擔架的民夫同行。民夫都是臨時雇來的，一天一塊銀元，他們對革命的認識有深有淺。行軍時，要同民工走在一起，鼓勵他們跟上隊伍。民夫走累了，她們就唱山歌或講故事給以鼓勁，民夫走不動了，她們還要頂替抬擔架。宿營時，又要照顧好民夫的生活，還要把自己辛苦背著的糧食節省下來給民夫吃。她們的積極工作，對振奮民夫的精神，穩定思想情緒，保證擔架任務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為此，董必武曾贊嘆道:“那樣的去完成工作，是許多男人所不及的。”[26]

（二）對指戰員的宣傳，鼓舞了紅軍士氣

對紅軍指戰員的宣傳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在行軍途中的宣傳，目的“使紅軍指戰員在行軍途中振作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疲勞，不開小差，不掉隊”；爬雪山時，搞宣傳鼓動的戰士們顧不得不許說話的命令，她們使出全身的氣力唱歌、說快板，鼓動傷病員向山頂爬去。二是做好戰斗中的宣傳鼓動工作，目的激勵斗志，使戰士們發揚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保證戰斗的勝利；在紅軍強渡大渡河時，蔡暢被紅軍敢死隊奪取瀘定橋的精神深深感動，站在橋頭，唱起了《馬賽曲》，使戰士們視死如歸、赴湯蹈火。三是做好宿營休息時的宣傳工作，使大家得到有益的思想教育、文化娛樂和充分的休息，以消除疲勞，迅速恢復戰斗力。如：在沿途布置宣傳鼓動棚，喊口號，說快板，唱戰斗歌曲，放留聲機，張貼標語，散發宣傳品等，有時還組織“化妝宣傳”。通過各種生動活潑的宣傳形式來“鼓舞士氣，活躍大家的情緒，減輕戰士們的疲勞”。

紅一方面軍的康克清、劉英等女干部是做政治宣傳工作的模范。很多戰士都曾被蔡暢的《國際歌》感染過、被“赤色明星”李伯釗的舞蹈激勵過，蔡暢的歌聲、李伯釗的舞姿一時間成了紅軍指戰員談論的話題。連張國燾也不得不佩服地回憶道：當時我們總部駐扎在爐霍喇嘛廟里，門口有一片大廣場，主持文娛工作的李伯釗女士（系留俄學生，任總政治部文娛組主任），常常率領文娛隊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戰士們一道欣賞。她們所表演的短劇、舞蹈、歌唱等，當時鼓舞了戰士們的熱情，即使到了今天，回憶起來猶有余味。在紅軍的宣傳隊中,有許多女戰士，她們隨軍前進，演出歌劇、舞劇、雙簧、活報劇、對口劇、山歌等，以樂觀的情緒鼓舞和感染部隊。紅四方面軍“新劇團”有100多人，大多是年輕的女戰士，最小的只有十一二歲。劇團中設有音樂隊、舞蹈隊。在行軍中，宣傳隊員們唱蓮花落、打金錢板，鼓舞士氣。翻越夾金山時，女戰士們唱道:“夾金山上雪凝冰，腳踏冰雪奔前程。革命豪情比火熱，熔冰化雪步不停。”過草地時，女戰士們唱道:“野菜吃來甜又香，喂飽紅軍饑餓腸，沒米沒面算什么……紅軍糧庫遍山岡。”李堅真創作的“唱支山歌當點心”，在部隊中廣為傳唱。女紅軍們的樂觀主義精神感動著前進的隊伍，“使漫長而艱險的長征路途變得富有生氣”。

四、長征精神的塑造者

長征路上，女紅軍們堅定革命必勝的理想和信念，勇往直前，不怕任何艱難險阻，把人民利益和中華民族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甚至超過個人的生命。紅一方面軍的楊厚珍、危拱之，紅四方面軍的王澤南等女紅軍曾經纏過小腳，她們憑著堅強的意志，爬雪山、過草地，跨越萬水千山。紅軍女戰士姜秀英的腳受傷骨折，潰爛發炎。為了跟上部隊，她從老百姓家中借來斧頭，將潰爛的腳趾砍掉了。吳順英在一次戰斗中負傷，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她讓醫生把嵌在肩胛骨里的彈頭取了出來。在長征路上，三個方面軍中都有女同志生過孩子，為了不給部隊造成拖累，她們忍痛把剛出生的嬰兒送給當地老百姓。賀子珍曾說：“我們現在流血流汗，克服困難，為的是中國人民的解放，子孫萬代的幸福，我們今天吃點苦算不了什么”。

女紅軍們對黨一片赤膽忠心，不管條件多么的艱苦，都嚴守黨的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就像危秀英回憶的：“有一次，我們發現一塊青稞，長的稀稀落落的沒人收，原因是麥穗結實太少，不打算割了，但朱總司令嚴肅認真地說，即使群眾不打算收的，我們也不能違反紅軍鐵的紀律，他要我們把29銀元送到了麥地主人家里。還有一次，一個藏族老大爺請我們喝牛奶，雖然很久沒吃東西，也不能隨便吃群眾的糧食，違反軍紀，為了不惹老大爺生氣，只好假裝肚子疼，趕快離開。”一方面軍過云南邊境時，女戰士謝飛等人，在一間沒有主人的房屋里意外的發現一筐梨，她們躊躇再三，只拿了一個梨給發燒的戰友吃，并給主人留下了12個銅板和一封說明情況的信。這就是紅軍鐵的紀律。

長征路上友誼是最為珍貴的，同志們互相攙扶走完了長征路。在長征中，危秀英就把一個受傷的男戰士背出了敵人的追捕范圍，趕上了主力部隊。危秀英說過，在長征路上，我救過許多紅軍戰士的命，許多紅軍戰士也救過我的命，這種情況在長征路上經常可見。部隊過草地時，糧食很難籌措。女戰士們把自己分得的一點點糧食讓給作戰部隊的戰友，自己吃野菜、野草，有的因中毒而犧牲。女紅軍們緊密團結，發揚集體主義，營造革命的大家庭。

在長征中，女紅軍們舍小我而顧大我，無私奉獻，不怕犧牲。因此，她們是長征精神的塑造者。正是這些偉大的女性與參加長征的所有志士一起，創造了偉大的長征精神。

五、中國婦女解放的楷模

女紅軍參加長征，是中國革命戰爭發展的結果，也是中國婦女運動發展的結果。在舊中國，廣大婦女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處境極為悲慘，她們受封建制度壓迫最嚴重，在封建的男權、夫權、神權等三綱五常的桎梏下，沒有一點點的自由和自尊，具有強烈的翻身愿望和革命要求。女人參戰的動機多半與改善女性的婚姻狀況有關:一是擺脫童養媳的處境；二是擺脫包辦婚姻，還有一些是反對家長專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參軍參戰幾乎就是婦女逃避傳統婚姻、走出家庭的最佳出路。因此這些女紅軍，毅然沖破家庭的阻力，走出家鄉熟悉的環境，遠離那些封建的綱常倫理，沖破封建的藩籬，放開小腳，剪短頭發，帶上八角帽，穿上軍裝，投身革命，這給廣大婦女起了帶頭作用。

在長征中，女紅軍們每到一地都特別注意利用一切時機開展婦女工作，幫助當地婦女生產、做家務，用現身說法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童養媳、反對蓄婢納妾”的口號，號召婦女參加革命，為徹底解放而斗爭。在各革命根據地，她們開展婦女工作，建立了婦女組織，婦女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大批婦女參加紅軍和在各級政權機構中工作，省、縣、區、鄉都建立了婦女組織。婦女革命武裝也隨著形勢的發展陸續出現。1929年，在江西瑞金首先成立了一支女子義勇隊，康克清任隊長，直屬紅軍總司令部。1933年3月，川陜蘇區在各縣婦女武裝的基礎上成立婦女獨立營，陶萬榮任營長，曾廣瀾任教導員，直屬紅四方面軍總部，這是川陜蘇區成立的第一支正式的紅色婦女武裝。1934年3月，婦女獨立營擴編為婦女獨立團，共1200余人，曾廣瀾和張琴秋分別擔任團長和政委。不久，又增設婦女獨立二團。1935年2月，擴編為婦女獨立師，師長為張琴秋，全師有2000余人。由此可見，在女紅軍的影響下，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出現了一個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