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舉世無雙的偉大壯舉。從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及紅25軍先后脫離各自所在蘇維埃根據地，實施戰略轉移。歷經艱難險阻，輾轉十余省份，各部主力最終在甘肅會寧地區實現勝利會師。在參加長征的紅軍各主力部隊中，紅四方面軍長征歷時最久、磨難最多，犧牲之巨僅次于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同時，由于張國燾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破壞分裂黨和紅軍、堅持“南下”的錯誤主張，致使紅四方面軍走入一條更加艱苦、漫長和曲折的道路，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和損失。但是，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長期英勇奮斗的歷史功績不應由于張國燾的個人錯誤而被掩蓋。值此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對紅四方面軍長征貢獻和曲折歷程進行回顧和總結，具有十分重大現實意義。

一、紅四方面軍長征的歷史貢獻

（一）締造川陜蘇區，為中國革命重心由南向北提供了戰略支點和紐帶。

1932年10月，由于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失利，紅四方面軍4個師（即10、11、12和73師）脫離鄂豫皖蘇區，經鄂豫西入陜后，越秦嶺、涉漢水、翻大巴山，于1932年底抵達川陜邊界地區，開始以南江、通江、巴中等地為依托創建新根據地。1933年8月，紅四方面軍乘四川軍閥劉湘組織新的“圍剿”尚未就緒之際，迅速發起儀南、營渠、宣漢三次戰役，攻占了儀隴、達縣、宣漢、營山、萬源5座縣城。川陜蘇區面積擴大到4.2萬平方公里，控制縣城8座，人口近600萬，建立有24個縣（市）級蘇維埃政權。紅軍規模也由入川時的4個師1.4萬人，發展到5個軍15個師8萬余人。川陜蘇區發展成為當時僅次于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革命根據地。1934年，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對川陜蘇區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由于紅四方面軍的遠征，在遼遠的中國西北部，開展了廣泛的群眾革命斗爭，把蘇維埃的種子廣播到革命形勢比較落后的區域中去了。紅四方面軍的英勇善戰，在不足一年之內，已經在廿余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已經發展了十倍以上的紅軍隊伍，號召了整個四川的工農勞動群眾與白軍兵士傾向于蘇維埃革命，在中國西北部建立了蘇維埃革命新的強有力的根據地。川陜蘇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川陜蘇區有地理上、富源上、戰略上和社會條件上的許多優勢，川陜蘇區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梁，川陜蘇區在爭取蘇維埃新中國偉大戰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1]

川陜區蘇的開辟，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向西北延伸和中共中央通過萬里長征將中國革命重心由南向北轉移，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運動活動區域主要集中在贛、閩、湘、鄂、浙、皖等長江中下游等南方省份，由于靠近國民黨統治中心腹地，所有根據地和游擊區無不處于敵人包圍和封鎖隔離狀態，便于敵人組織和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武裝圍剿，致使革命力量和蘇維埃政權日益損耗。向北方地區發展、接通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解決中國革命的戰略靠背問題長期以來為中國共產黨人之所需。早在1930年紅四方面軍尚未到達川陜蘇區時，“斯大林向周恩來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發展的建議”[2]，希望通過四川，連接西北，靠近蘇聯，直接取得各種援助。在中央紅軍退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前夕，共產國際還曾來電指示，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伐加快、全國抗日救亡聲浪日趨高漲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推動革命重心北移，也成為貫徹黨的抗日方針，領導全國人民抵御外侮、救亡圖存的實際行動和現實需要。然而，當時的中共中央并沒有也不可能在長征出發前夕就做出這樣明確的戰略決策，長途行軍二萬五千余里、輾轉大半個中國在陜北立足在當時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軍事形勢的日益嚴峻使得紅軍生存和立足面臨著巨大挑戰，中央紅軍長征最初目的只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在湘鄂西邊界等地立足并創建新的蘇維埃根據地。在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后，中央紅軍自身實力受到嚴重損耗和削弱，就連這一最初目標也已經無望實現，直到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正確指揮下，避開敵人的重兵圍堵進入川黔地區后，繼續渡江北上的可能性才終于出現。因此，中國革命大本營落腳北方，是紅軍長征過程逐步形成并且最終實現的。

川陜蘇區鍛造了一支英勇善戰的、有實力策應其他紅軍的強大武裝力量。在歷次開辟和保衛蘇區斗爭中，紅四方面軍予以四川軍閥劉存厚、田頌堯、劉湘、劉文輝、鄧錫侯、楊森等部予以沉重打擊，長征前夕，四川各部軍閥實力已相對削弱。長征開始后，紅四方面軍又為陷入困境的黨中央、中央紅軍和后來的紅二、六軍團提供了強大配合和接應。紅四方面軍脫離川陜蘇區長征后開辟和控制的岷江以西廣大川西北地區，成為紅軍三大主力長征進入甘肅繼續北上的重要戰略通道和活動區域。如果沒有川陜蘇區在長江上游北方地區的存在，如果沒有8萬多主要來自秦巴山區的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作戰和掩護，中央紅軍和紅二方面軍長征通過這些地區所面臨的困難將是難以想象的。

（二）從強渡嘉陵江到包座戰役——對中央紅軍長征的配合、接應和援助。

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時，正值紅四方面軍剛剛取得對川軍反“六路圍攻”戰爭的勝利。歷時十個月的反六路圍攻雖取得空前大捷，但川陜蘇區也因此元氣大傷。張國燾自己也承認，“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單憑這里要求發展是不易的”[3]。蘇區民窮財盡的嚴峻形勢和中央紅軍向西行動的情報資料，使得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開始研究和醞釀下一步行動計劃。1934年11月，在巴中縣清江渡召開的團以上干部會議上，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著重提出，要對中央紅軍西征的行動予以積極配合，并利用紅四方面軍出色的對敵電訊偵查技術優勢，源源不斷的向中央紅軍及時通報敵情，為中央紅軍的行動起到了重要耳目作用。

1934年12月19日，中央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野戰軍繼續向西北前進時，四方面軍能鉗制四川全部的軍隊。”[4]這是中央首次要求紅四方面軍配合中央紅軍行動的電文。1935年1月22日，中央對紅四方面軍戰略行動方針再次做出明確指示：“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于最近時期向嘉陵江以西進攻…若你們依戰況發展能進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帶，則與我軍之配合最為有利”[5]。接電后，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廣元旺蒼壩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打造船只解決渡江技術問題；同時收縮東線部隊，出擊陜南，調動敵人北移，為渡江創造條件。隨后，紅四方面軍發起廣昭戰役，意圖在川甘邊開辟根據地，但因缺乏重武器，敵人憑堅固守，廣元、昭化均末能攻破。3月29日至4月21日，紅四方面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殲滅川敵近萬人，攻占閬中、南部、昭化、劍閣四座縣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約四百華里的沿江區域，打亂了敵川陜“會剿”紅軍的計劃，威脅著四川軍閥統治中心成都。這不僅為向甘南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也為紅一方面軍五月初強渡金沙江，牽制了敵人大量兵力，客觀上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1935年5月初，中央紅軍成功渡過了金沙江，沿川康邊經會理、冕寧一線繼續北進。此時，紅四方面軍已從川陜蘇區完全撤出開始長征，主力集結于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壩地區。五月中旬，為擺脫各路敵人從南、北、東三面壓迫逼近的不利境地和爭取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紅四方面軍撒出彰明、中壩、青川、平武等地繼續西進，隨后占領岷江流域的茂縣、理番、松潘等廣大地區。至此，紅軍一、四方面軍兩大主力在地理空間上已呈相互接近態勢，會師已僅僅是時間問題。為做好迎接中央紅軍的準備工作，紅四方面軍總部在茂縣召開會議，決定由30軍政委李先念率88師及9軍25師、27師各一部，西進小金川流域，掃清頑敵，迎接中央紅軍。并發動各部隊做好物資籌備和思想動員，以實際行動迎接中央紅軍的到來。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準確判定中央紅軍即將翻越夾金山。6月7日，李先念派25師先頭部隊占領懋功東南27公里處夾金山腳下的達維鎮。13日，紅一、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夾金山下相遇，兩大紅軍主力終于實現會師。

懋功會師后，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兩河口會議，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8月，兩軍混編共同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之1、3軍團和紅四方面軍之4軍、30軍組成，由黨中央和毛澤東親自率領。八月下旬，敵胡宗南發現紅軍穿越草地北上，急令其49師伍誠仁部向包座增援，企圖會同原包座駐防的獨立旅第2團，沿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線，堵住紅軍北上進入甘南的通道。右路軍到達班佑等地后，為開辟前進道路，決定奪取上包座，殲滅當面之敵。右路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和政委陳昌浩，考慮到三軍團尚未通過草地，一軍團在長征途中減員太多的具體情況，建議由四方面軍的30軍、四軍擔負包座戰斗的主攻任務。29日，包座戰役打響。紅30軍和4軍10師廣大指戰員，忍著饑餓和疲勞，猛烈向敵發起突擊，前赴后繼、英勇沖鋒，上包座遂告占領。共斃傷敵師長伍誠仁以下4000余人，俘800余人，繳獲長短槍1500余支，輕機槍70余挺以及大批糧食和牛羊。上包座戰斗，是紅四方面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直接領導下所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越過草地時部隊有很大減員，但是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為實現中央北上的方針，不顧一切困難和疲勞，英勇頑強地投入戰斗，取得了全殲胡宗南主力一個整師的重大戰果，粉碎了敵人企圖困死紅軍于雪山草地的惡毒計劃，打開了紅軍向甘南進軍的門戶，為實現黨中央北上方針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包座戰役后，紅軍北上的門戶已經打開。但由于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個人野心膨脹和一貫對中央北上方針的不滿，左路軍在穿過松潘草地到達阿壩后，張國燾以嘎曲河水漲為由，公然拒絕繼續北上，并以紅軍總政委名義電令右路軍紅4軍、紅30軍執行南下命令。中共中央和1、3軍團不得不單獨北上，于是出現了兩軍暫短會師后又突然分道揚鑣的緊張一幕。紅四方面軍的長征也從這時走上了一條大大的彎路。

（三）“南下”時期的軍事活動在客觀上配合和掩護了紅二、六軍團勝利抵達甘孜。

張國燾裹挾紅四方面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5、9軍團沿著原來北進路線，再經草地南返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開會另立中央，張國燾自任中共中央主席，同時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黨籍。張國燾的危害性錯誤行徑至此發揮到了極致。7日，紅四方面軍發起“綏崇丹懋戰役”，歷時12天，擊潰敵楊森、劉文輝等部6個旅，俘獲人槍3000多，占領懋功、丹巴、綏靖、崇化、撫邊等地。24日，紅四方面軍乘敵倉促部署、立足未穩之際，又以迅雷之勢翻越夾金山、發起天蘆名雅戰役，占領了邛崍山以西，大渡河以東，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邊廣大地區，俘獲人槍5000以上。此舉打亂了蔣介石在成都精心布置的“會剿”紅軍計劃，迫使原定圍剿紅二、六軍團的中央軍薛岳部4個軍西調回援。這對當時尚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六軍團來說，無疑起到重要的軍事配合作用。

由于紅四方面軍繼續向雅安發動攻擊，對整個成都平原構成嚴重威脅。蔣介石命令劉湘集結19個旅的兵力，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紅四方面軍發起瘋狂反撲。敵我雙方在雅安、名山間的重要隘口百丈關展開了一場持續7晝夜的慘烈血戰。此戰，雖殲敵15000余人，但紅軍自身傷亡也近萬人，被迫于11月底撤至天全、蘆山、寶興三縣休整并準備過冬。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在強敵圍攻、補給困難情況下又被迫撤出天蘆地區，冒著酷冬嚴寒經懋功向西康轉移，先后占領道孚、爐霍、甘孜、瞻化、泰寧等城鎮，控制了東起懋功、西至甘孜、南抵泰寧、北接草地的廣大地區。由于這里地處藏區，人口稀少、物產貧乏，兵員、被服、糧食補給十分困難，從創建新根據地和紅軍長遠發展看，這里顯然絕非理想之地。但這一地區卻為紅四方面軍接應紅二、六軍團會師提供了便利。

1936年4月下旬，紅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進入西康，分兩路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東岸北上。在此之前，蔣介石就飛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區的53師李抱冰部進行堵截。為掃清紅二、六軍團北上障礙，紅四方面軍即以32軍和4軍一部經道孚向雅江進攻，先后攻占索俄洛、雅江城、西俄洛、理化，控制了雅江地區，封住了敵李抱冰部西進截擊紅二、六軍團的道路，確保了二、六軍團北上右翼安全。李抱冰因忌憚紅軍抄切他與后方薛岳部的聯系，遭打擊后不敢再輕舉妄動。于是，紅二、六軍團于7月初順利開抵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師。會師后，二、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

（四）克服錯誤路線，與紅二方面軍攜手再度北上，實現會寧勝利大會師。

為團結全黨早日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局面，早在甘孜會師前，黨中央就對紅四方面軍領導提出了在二、四方面軍會師后迅速北上的戰略方針，并決定由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組成西北局。在黨中央的耐心幫助和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強烈要求下，張國燾終于同意再度北上，并正式宣布取消偽中央。7月下旬，經黨中央批準，西北局正式成立，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二、四方面軍北上。

1936年8月，紅二、四方面軍由甘孜、爐霍、綏靖等地出發，穿越茫茫草地，經班佑、包座等地北上進入甘肅南部。8月12日，中央提出寧夏戰役計劃，擬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攻占寧夏，鞏固和擴大陜甘蘇區，并打通與蘇聯的直接聯系，形成西北反蔣抗日新局面。與此同時，中央指示紅一方面軍主力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指揮從寧夏同心、豫旺地區出發，占領海原、靖遠、固原及其以南地區，策應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紅二、四方面軍在進抵哈達鋪后分路行動。紅四方面軍發動“岷洮西固戰役”，攻占臨潭、漳縣、渭源、通渭等地，為繼續北上掃清道路。紅二方面軍則向隴南地區進發，發動“成徽兩康戰役”，進占成縣、徽縣、兩當、康縣及陜西略陽、鳳縣等地，完成牽制、調動天（水）寶（雞）方向敵胡宗南主力的任務，配合一、四方面軍行動。至9月中旬，各部紅軍均已完成作戰預期，三大主力會師條件已趨成熟。但在此關鍵時刻，張國燾再度動搖，他鼓動紅四方面軍從臨夏永靖西渡黃河，欲單獨出甘北或西寧等地發展，而不愿與黨中央及其他各部紅軍會師。在黨中央及廣大指戰員斗爭、抵制和耐心爭取下，9月29日，張國燾終于下令撤銷西進命令，同意繼續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從9月30日起，四方面軍分作3個縱隊北進。紅一方面軍特別支隊于10月2日攻占會寧縣城。10月7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第4軍兩個團在政委王宏坤率領下先期抵達會寧縣城，揭開了各路紅軍會師的序幕。10月8日，4軍10師又在青江驛同紅一方面軍一軍團1師會師；10月9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率中共中央西北局、紅軍總司令部、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及4軍、31軍主力相繼到達會寧縣城。10月10日黃昏，一、四方面軍在會寧西津門（今會師門）內的文廟廣場上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師聯歡大會。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將臺堡，先后與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會寧會師宣告了紅軍長征的勝利和國民黨反動派“圍剿”紅軍、扼殺中國革命企圖的破產。會寧會師后，紅四方面軍指揮部率9軍、30軍和原一方面軍紅5軍團西渡黃河，成立西路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后在河西走廊地區與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部作戰失敗，兩萬多指戰員近乎全軍覆沒。紅四方面軍余部（4軍、31軍）則統一由彭德懷指揮，參加了萌城、甜水堡、山城堡等戰役。國共合作后被編入八路軍129師開赴抗日前線。

歷史證明，紅四方面軍是一支黨領導的有著光榮傳統的英勇善戰的紅軍勁旅。紅四方面軍在全國紅軍從南到北戰略大轉移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為打破國民黨反動派圍追堵截、順利通過云貴川康地區和最終實現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紅四方面軍長征的艱難曲折及經驗教訓

長征時期，各部紅軍主力在國民黨重兵圍堵、敵強我弱的嚴峻斗爭形勢下，無一例外都遭受了嚴重戰斗損失和艱苦自然環境的考驗，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更是幾經磨難、曲折多舛。由于張國燾所堅持“南下”錯誤主張和分裂行為，致使紅四方方面長征歷時長達一年零七個月，比中央紅軍長征結束時間晚了整整一年。紅四方面軍兩過雪山、三過草地，在雪線以上區域停留時間最長。數度翻越過紅橋山、夾金山、夢筆山、雅克夏山、昌德山等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皚皚雪山，在鳥獸絕跡、人煙荒蕪、泥濘沒膝的500余里茫茫若爾蓋草地往來縱穿三次，經受了數倍于其他紅軍部隊所經歷的嚴酷自然環境的磨難和犧牲。紅四方面軍滯留川康藏區期間，由于嚴重缺糧，不得不成立專門野菜委員會，組織部隊挖野菜充饑，甚至還出現了與藏民爭糧搶糧等現象。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在和國民黨軍隊優勢兵力的一系列戰斗中，紅軍部隊消耗巨大，加上大量非戰斗減員，紅四方面軍從川陜蘇區出發時的8萬多人迅速減員至4萬余人，對黨的革命事業和紅軍武裝力量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

回顧和總結紅四方面軍長征的偉大貢獻和曲折歷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經驗教訓：黨指揮槍是人民軍隊建設原則和革命取勝的法寶。中共黨員和革命軍人，服從黨中央的最高指示，是共產黨人應具有的鐵的組織紀律，是“黨指揮槍”根本原則的必然要求。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第一次在懋功勝利會師，是包括張國燾在內的廣大紅四方面軍指戰員服從和貫徹中央指示的結果。張國燾后來挾持中央，分裂紅軍，是其個人政治野心、領袖欲望、軍閥主義惡性膨脹的表現。兩軍會師后，在得知遵義會議改組了黨中央的組織領導后，張國燾倚仗紅四方面軍人數眾多，公然聲稱“遵義會議決議不合法”，公然否定中共中央確定的戰略方針，反對北上、堅持南下，企圖用槍來改造黨，并發展到另立“中央”的惡劣地步，這在黨和人民軍隊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紅四方面軍南下失敗和長征遭受重大挫折，是張國燾“以己代黨”和人民軍隊脫離黨的直接指揮所致，其危害性是廣泛而深刻的。長征是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最困難階段，同時也是大浪淘沙式的革命歷練和考驗。張國燾最終淪為黨的叛徒，而紅四方面軍經歷重重磨難和千錘百煉保存下來的廣大優秀紅軍指戰員，日后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締造做出了更加光輝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