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是一切科學體系的靈魂；方法問題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如果說方法就是工具，是主體必須掌握并加以運用的某些手段，那么，這種工具或手段在科學研究中的先初體現便是邏輯思路的大體形成。方法不全都可以冠以“科學”或“正確”的美稱，思路也不全都能筆直平坦地通向科學的殿堂。因而，方法和思路總有優劣之分和正誤之別。良適的方法和思路能使科學探索事半功倍，而拙劣的方法和怪異的思路則每每阻難才智的發揮、扼殺真理的幼芽。為了使剛剛興起的延安精神研究更具有科學性和系統性，必須首先解決相關的方法論問題。本文從方法與思路的結合上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形成了如下不成熟見解。

（一）堅持科學性，對延安精神進行研究。

一門學科的產生是否必要，關鍵取決其他能否滿足歷史和現實的需要。歷史責成我們研究延安精神，現實呼吁我們研究延安精神，作為專門學科的“延安精神學”應該說已經到它問世的時候了。既然如此，我們的研究首先就應該明確“延安精神學”確定的研究對象。延安精神是延安時期延安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在嚴酷的斗爭環境中，在馬列主義指導下，繼承中華民族和無產階級優良品質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足以克敵制勝的寶貴精神財富。一方面，它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密切相關，以此作為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它又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億萬人民變革社會、征服自然的偉大實踐緊密相連，并以之作為物質顯體。這兩方面水乳交融，相互滲透，突出地表現了延安精神潛在的科學性和明朗的實踐性的偉大品格。所謂科學性，既延安精神所蘊含的規律性和真理性；所謂實踐性，既延安精神所表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茖W性保證實踐性，實踐性體現科學性。因此。“延安精神學”當以研究延安精神產生、發展的內在規律及其現實作用為對象。

研究對象的這般規定，決定了“延安精神學”的學科性質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一門反思的科學，又是一門應用的科學?！胺此肌笔侵黧w對延安精神這個特殊客體的形成與演變、本質與現象、內容和形式的再認識；“應用”是對延安精神現實作用的發揮方式和途徑的可行性研究。反思著眼于歷史，應用面對著現實，歷史的反思是為了現實的應用，現實的應用必須從歷史的反思中吸取營養，這兩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表明?！把影簿駥W”的研究任務應該是明晰其內涵和外延；揭示其恢復和發揚的方法和途徑。如此艱巨的研究任務，絕非某一學科領域可以勝任，而需要調動歷史學、黨史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軍事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等學科的研究力量協同作戰、綜合研究。唯其對延安精神進行專科研究，才能排除樸素感情的困擾，沖開表面現象薄霧，避免枝節小事的紛爭，從感性的徘徊上升到理性的思考，從實用主義的時褒時貶轉變為實事求是的科學評論，使延安精神研究更科學、更系統。

（二）運用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原理，把延安精神當作一種獨特的社會心理來研究。

延安精神，就其意識狀態而言，屬于社會心理的范疇。這種社會心理，不但以其階級心理的面目集中表現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階級情感和共產主義信念，表現了中國勞苦大眾朝氣蓬勃、樂觀進取、相信未來和富于革命的精神風貌，積淀著無產階級的各種革命素質，而且以其特有穩定性、強烈性和持久性的效應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發揮著重大作用。盡管這種社會心理的初始顯現還帶有某些不系統性、不確定性和自發性的傾向，而且自身交織著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兩種成份，不如社會意識形式那樣的理論化和系統化，但是，隨著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附著其上的這個階級的社會心理也不斷強化，并與民族文化心理的優秀部分相融匯，最終發展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心理。

以階級的社會心理為性狀的延安精神，具有社會意識的一般特征。從其產生上看，它對于延安時期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從其實際作用上看，它無論對于奪取政權的革命斗爭，還是對于鞏固政權的政治經濟建設都有著能動的反作用。

這種相對獨立性主要表現有三：一是延安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與延安時期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變化具有不完全同步性。該時期的社會物質基礎十分薄弱，而延安精神卻達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二是延安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與延安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戰爭年代的延安，經濟狀況是驚人的落后，但是恰恰就是在這貧瘠的黃土地上，培育出與馬列主義理論血肉相連的精神財富。三是延安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吸取了中華民族世代流傳的勤勞勇敢、吃苦耐勞、自食其力、樂觀豁達和酷愛自由等優良品質，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延安精神沒有背離中國民族精神健康發展的大道，而是以其為基線，并在實際革命斗爭中使之充實、提高、升華、發展。作為社會心理的延安精神，它對延安時期的社會存在的獨立性是相對的，絕不可絕對化，否則，就會走向唯意志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的歧途。因此，我們的研究決不可脫離延安時期的中國社會實際。

延安精神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之所以是能動的，乃是因為革命和建設的主體——延安精神的物質承擔者-——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進分子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他們能夠自覺地把科學理論的精神力量轉化為變革社會的物質力量。對延安精神的反作用，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分析：其反作用的質，取決于它為之服務的經濟結構的性質，取決于掌握這種精神力量的階級的性質，還取決于作為其思想基礎的理論體系的性質。作為一種服務于解放生產力的經濟結構的實踐力量，作為一種為先進的、進步的階級所掌握的革命力量，作為一種以馬列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的精神力量，它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反作用的性質，只能是促進，而絕不會是促退；只是加速，而絕不會是延緩；只能是積極的，而絕不會是消極的。

延安精神反作用的量，主要取決于它實際掌握群眾的廣度和深度，掌握的群眾越多，反作用也就越大。延安精神是以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馬列主義以其自身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特點而最廣泛地掌握著群眾，因此，與其密切相關的延安精神也便最大限度地被群眾所發揮。延安精神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程度最深、范圍最大、時間最長。盡管如此，延安精神的反作用也不能離開客觀的物質基礎，它的反作用也是其相對獨立性的表現。

（三）堅持客觀性原則，把延安精神當作時代精神來研究。

延安精神是一種“中國精神”，中國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具有特殊的表現形式，即總要通過一系列的時代精神的具體表現來展現其自身。延安時代，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革命是該時代的主流，革命的延安精神也便是該時代的時代精神。由于延安精神形成于延安時期，而延安時期又是中國革命最為光輝燦爛的時期，因而，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重要組成部分的延安革命運動，在其革命的黃金時代所形成的延安精神，恰是以中國的民族形式反映了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時代精神。對這種民族化的時代精神的研究，決不能離開形成它的歷史條件，決不能離開該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即是說，延安精神研究，必須堅持具體地、歷史地分析的原則，即客觀性原則。

堅持客觀性原則，就必須深入探討延安精神的具體的歷史的表現形式，并通過對這些形式的剖析，明確其形式上的歷史表面性，揭示其歷史本質和普遍意義。例如“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理想追求雖不可加以固守，但它所體現的艱苦創業的革命精神卻永遠不會過時；再例如延安時期的軍事生產主義生活所實行的物質分配上的大體平均，盡管有其歷史特殊性，但它所體現的不謀私利、先人后己、官兵一致、互相關心和平等待人的道德風尚卻永遠值得發揚光大。如此等等，都需進行歷史地分析和研究，即不能人為地拔高，又不能隨意地貶低。

把延安精神當作一種時代精神來研究，還不能脫離延安時期的具體的精神生活和社會意識形態。延安時期是馬列主義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毛澤東思想臻于成熟的時期，該時期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學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倫理道德、黨建學說、文學藝術等都從不同角度體現或表現著作為時代精神的延安精神，只有對這諸多方面的具體內容、具體形式和具體深化過程進行周詳地微觀分析研究，才有助于全面地把握延安精神的時代本質。

（四）運用系統分析法，把延安精神作為一個動態運行的開放系統來研究。

延安精神具有系統特性，它是由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組成的具有確定功能的有機整體。作為系統的延安精神，它是由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密切聯系群眾的精神，民主精神，獻身精神，團結戰斗精神，遵紀守法精神，文藝變革精神，自尊、自愛、自立、自強的精神，吃苦耐勞，勇于犧牲的精神等分支系統組構而成的，而延安精神本身又歸屬于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共產主義精神的大系統。

作為系統的延安精神，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型的動態運行的，它總是隨著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不斷地完善其自身。其具體機制是，革命任務和奮斗目標的轉變，往往最先引起延安精神表層表現形式的變新。表層表現形式（即歷史的特殊形式和現代的新穎形式）是昭示延安精神動態運行的指示器。盡管這種動態演變的起點（新的革命任務）和歸宿（致力目標）等“軟件”部分具有靈活的可變性，但該系統的核心、本質等深層要素的“硬核”部分卻仍然保持其相對穩定的本質。這一方面說明了延安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它將永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說明了延安精神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向。

把延安精神當作開放系統來研究，有助于全方位地把握延安精神的內容系列，有助于深刻理解其辯證發展的特性，一句話，有助于克服片面性，獲得全面性。

（五）堅持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原則，把延安精神當作中國精神的最高表現形式來研究。

馬列主義認為，歷史的東西是邏輯的東西的基礎，邏輯的東西是歷史的東西所派生的。作為階級心理狀態的延安精神，是對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人在偉大革命斗爭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共產主義精神的主觀反映，是以邏輯的方法在主體意識中再現并改造了生動的行為方式，因而，延安精神體現了歷史與邏輯的辯證統一。

運用歷史與邏輯辯證統一的原則，把延安精神作為中國民族精神的表現形式來考察，就應該以邏輯的方法尋找某種歷史連續性。只要我們追溯一下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就不難發現延安精神的歷史雛形。樸實無華的求實精神，刻苦耐勞的自強精神，反抗黑暗統治的革命精神，抵抗外敵入侵的斗爭精神，襟懷豁達的樂觀精神，就是我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然而，歷史的東西是邏輯的東西的基礎，在中國歷史還未掀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鬧革命、求解放、爭自由的嶄新篇章時期的時候，這種傳統的中國精神因其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和以進步的革命的階級為主體，也只能邏輯地表現出它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即樸素性、自發性和零散性，因而，其凝聚力和感召力便相應地受到削弱；只有當中國共產黨以嶄新的風貌登上中國歷史舞臺之后，這種中國民族精神才可能邏輯地得以升遷，發展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催生力量，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斗爭的偉大實踐。不但如此，即使是延安精神本身也是一個邏輯地演變過程，“五四”精神、井岡山精神和長征精神便是延安精神交響樂的前奏曲，雷鋒精神，鐵人精神，拼搏精神，攻關精神，改革創新的精神，便是延安精神的后續篇章。由此看來，我們的研究決不能輕率地割斷作為中國精神之最高表現形式的延安精神與傳統民族精神各種具體形式之間內在的聯系，也不能把延安精神看成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變的東西，否則，就會把它變得神秘而不可理解。

（六）進行比較分析，把延安精神當作一種光榮革命傳統來研究。

恩格斯指出：“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傳統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它經常起著“羈絆”歷史車輪前進的消極作用。如果說這一論斷是科學的，那么，就必須同時指出，這里所講的傳統，應該而且只能是指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的歷史上形成并蔓延的剝削階級的傳統和在小農經濟土壤里滋生的種種傳統。即便是所謂“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的論斷，并本意也應該是指此種勢力相當頑強，而并非特指它起著壞作用。不可否認，“傳統習慣勢力”作為舊時代的遺留，在許多情況下是必須加以破除的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但是，并非所有的傳統都屬此類。在傳統面前“一刀切”地處置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客觀地講，傳統是一個復雜的色彩斑斕的集合體，它有著優質、劣質與中性的分野。在傳統面前，談虎色變沒有必要，應該加以具體分析。判別傳統優劣的根本標準，只能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現實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社會的穩定與進步。作為優秀傳統應該是一種催人向上的發奮力量，延安精神就是這樣一種光榮的、優秀的革命傳統。作為解放區文化之精華的延安革命傳統，決不可與剝削階級憑靠強權而極力擴散和維系的種種劣質傳統同日而語，相提并論。首先，二者的階級屬性不同：前者是革命的進步的無產階級的傳統，后者則主要是反動派的沒落的階級的傳統；其次，理論基礎不同：前者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后者則是以反動派的服務于專政政權的思想觀念為其理論前提；再次，服務對象不同：前者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奮斗目標，后者則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秩序；另外，歷史作用不同：前者促進歷史發展，其作用是積極的，而后者拉歷史車輪倒轉，其作用是消極的。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把性質不同的傳統區別開來，才能糾正那些對延安革命傳統的種種歪曲、貶斥的錯誤觀點，從而還延安精神本來面目，在新的歷史時期加以繼承和發揚。

（七）從倫理學角度把延安精神當作道德觀念來研究，很有必要。

延安精神所體現的倫理道德色彩十分濃厚，所蘊含的倫理道德思想十分豐富，從倫理學角度把延安精神當作一個道德范疇對其進行思維的抽象很有必要。作為道德觀念的延安精神，所包含的道德原則可以概括為：高尚的共產主義品質，集體主義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其具體規范十分豐富，主要之點有：不謀私利，廉潔奉公，大公無私，勇于獻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先人后己，寬人嚴己，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團結友愛，平等待人，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嚴肅認真，一絲不茍。這些從幸福觀、苦樂觀、榮辱觀和公私觀等方面所體現的崇高的道德品質和道德境界，不但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不可抹煞的積極作用，而且為人類倫理道德思想寶庫增添了新鮮血液。

從倫理學角度研究延安精神，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新時期，要樹立和發揚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可以從延安精神的道德內容中吸取有益的營養。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我們鼓勵發揚顧全大局、誠實守信、互助友愛和扶貧濟困的精神；大力提倡奮力開拓、公開忘私、勇于獻身的共產主義道德；堅決反對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金錢至上、弄虛作假、以權謀私、欺詐勒索的思想和行為。所有這些，都與延安精神所體現的道德觀念有直接聯系。延安精神無愧作為萬世師表，無愧作為新時期道德建設的楷模，不論是道德建設的普遍性要求，還是先進性要求，不論是社會公德建設，還是職業道德建設，不論是黨風的好轉，還是社會風氣的凈化，都離不開延安精神的道德內容。發揚延安精神，特別是發揚延安時期的道德精神，無疑會對我們建立和發展平等、團結、友愛、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人際關系起到積極作用。

（八）堅持實踐性原則，把發揚延安精神作為一個現實應用課題來研究。

發揚延安精神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培養“四有”新人的需要，是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需要。因此，我們的延安精神研究，必須緊密聯系當前的中國社會實際。具體而言，一是要研究延安精神與全面建設小康的關系，確定艱苦創業的現實指向；二是要研究延安精神與改革開放的關系，積極鼓勵開拓創新的精神；三是要研究延安精神與黨風建設的關系，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四是要研究延安精神與民主法制建設的關系，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五是要研究延安精神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六是要研究延安精神與當代青年的關系，教育當代青年沿著延安青年運動的方向繼續前進；七是要分析批判對延安精神的種種曲解和貶斥，還延安精神本來面目；八是要探索延安精神的承續機制，攻克恢復和發揚延安精神的實踐難題。只有通過對這一系列應用課題進行深入研究，才能為延安精神的恢復和發揚提供尚好的理論指導，從而樹立堅強的共產主義信念，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發揚拼搏、攻堅、開拓和創新的精神，使延安精神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再顯神威。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研究應該得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