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大政治口號和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軍占領廣州、武漢以后，中國抗日戰爭逐漸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呈現出異常復雜的局面。鑒于前一階段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對抗戰的不同態度，日本政府對國民黨由軍事打擊為主逐漸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日本作戰的主攻方向也由對國民黨的正面戰場逐漸轉向對共產黨的敵后戰場。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這種改變，國民黨面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壯大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發展，其政策的重點也由對外逐漸轉向對內，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武裝磨擦事件，先后形成了三次反共反共高潮，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了新的危機。 

       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如何處理以或隱或顯、時伏時起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大敵當前，黨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繼續抗擊日本侵略軍；為了自衛求生，對于國民黨頑固派蓄意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又不能不進行斗爭。困難不在于要不要進行這兩方面的斗爭，而在于如何把這兩者結合好，使抵御內患之爭不至于損害抗擊外侮之敵，以這種斗爭來維護共同抗敵的局面。在1939年以后的兩年多時間里，黨成功地解決了這個棘手的難題。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的五屆五中全會是其抗戰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毛澤東指出，防共、限共是國民黨的防御口號，溶共、反共則是其準備投降的步驟，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國民黨對日中途妥協和分裂國共合作。黨的任務就是要逼迫蔣介石繼續留在抗日陣線內。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期的基本方針，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幫助許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步步上升的嚴重危機和分清是非的標準。 

        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的“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挺進山東，第一二○師主力進入冀中，第一二九師主力進入冀南、冀魯豫等平原地區，幫助和配合地方黨組織，放手發動群眾，廣泛深入地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大力發展人民抗日力量，擴大和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規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粉碎敵人的“掃蕩”，堅持游擊戰爭，打敗投降派和頑固派的進攻，將華北、華中連接起來，建設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時局好轉。 

       在1938年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華北八路軍既進行過像百團大戰那樣的大規模的戰役，振奮了全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以事實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誣蔑，并對推遲日軍“南進”時間，支持正面戰場作戰，遏制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時局好轉，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也采取過對敵奇襲、伏擊、圍殲等作戰方式集中殲敵，像1939年11月初，晉察冀部隊在第一二○師部隊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淶源縣雁宿崖、黃土嶺成功地進行了伏擊圍殲戰，兩戰共殲敵1500余人，打死日本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更主要的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以分散游擊的方式，在敵后廣大地區進行無數次天天進行、處處發生的小戰斗，使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新四軍根據“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的方針”，展開于南京、上海、武漢、徐州、開封外圍，建立了皖東、豫蘇皖、皖東北、蘇北等抗日根據地，擴大了蘇南、皖中根據地，溝通了華北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聯系。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不僅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而且積小勝為大勝，逐步消滅日軍的有生力量，并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戰斗中成長壯大起來。從全國抗戰開始到194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力量大發展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萬人，此外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除陜甘寧邊區外，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建立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包括游擊區）共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的中心。 

2.打退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應對皖南事變的勝利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中國共產黨以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打退了國民黨在陜甘寧邊區、山西和冀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衛立煌、閻錫山進行談判，達成停止武裝沖突、劃定駐地、分區抗戰的協議。毛澤東在1940年3月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指出：“在國共關系中，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就是防線的劃定。現在我們黨的力量可以起半決定的作用。”為了總結這次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的經驗，毛澤東在1940年間先后寫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等重要文件，創造性地確定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幾條重要的策略原則：第一，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頑固勢力。第二，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應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第三，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第四，在爭取時局好轉的同時，充分地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國性的突然事變，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避免再犯1927年的錯誤。這些重要的策略原則，不僅對當時的工作而且對此后長期的革命斗爭都有巨大的指導意義，使黨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更加成熟而恰當地處理各種棘手問題，不斷取得成功。 

       半年后，國民黨又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制造如此重大的反共事件，除了在華北反共高潮和蘇北反新四軍磨擦中吃了虧，要急切地進行報復外，國際形勢的某些變化也使其有恃無恐。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締結軍事同盟條約，急謀結束中日戰爭，使日本從中國戰場抽身，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國的殖民地。為此，德國再次出面調停，勸蔣介石對日妥協；日本進一步開展了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活動。英美政府也改變了以犧牲中國利益換取日本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政策，積極拉攏蔣介石加入他們的聯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進。蘇聯則根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繼續給予中國政府以軍事和經濟援助。國際上三大力量或誘、或拉、或援，使蔣介石感到身價倍增，忘乎所以，好像歷史給了他一個“解決共產黨問題”的難得機會。毛澤東剖析蔣介石的心態說：“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面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準備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蔣介石最得志時候。” 

       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皓電”限令駐守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并要求八路軍、新四軍由已有的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毛澤東尖銳地指出：“現在是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機，是一個中國革命帶突變性的時機，是一個大資產階級從政權中退出還是保留的時機，故須緊張地應付之。”他在對形勢發展的各種前途以及影響它的各種力量作了冷靜的分析后說：“我們現在是兩面政策，一面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面準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面，方不吃虧。”所以應當采取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御，表面緩和，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的方針。對如何答復何白“皓電”，毛澤東起草了電稿，經過中央反復討論和與各中央局負責人磋商后，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于11月9日復電（即“佳電”）何應欽、白崇禧，據實駁斥了何白“皓電”的反共污蔑和無理要求，揭露了國民黨反共投降的陰謀；同時表示，為顧全大局，團結抗戰，新四軍駐皖南部隊將開赴長江以北。 

       “佳電”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共合作的基本立場。但是，國民黨當局將中國共產黨的顧全大局視為軟弱可欺，于1941年1月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后，出于對蔣介石血腥屠殺的無比憤慨，毛澤東一時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強調了轉壞一面，認為國共的全面破裂已經開始，中共與蔣介石的合作已經完結，提出“我全國政治上和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的方針。劉少奇也曾向中央表示同意這一主張，但他很快改變了想法。1月15日，他致電中央，認為國民黨仍繼續抗戰，“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變與國民黨分裂”，提議“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黨中央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確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正確方針，重建新四軍軍部，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辦法，抓住蔣介石1月17日命令，“堅決反攻，跟蹤追擊，絕不游移，絕不妥協”。隨著形勢的日趨明朗，2月7日，毛澤東在準備發給共產國際的一份文件中說：“綜合各方情況，截至今日止，由于蔣介石做得太錯，我們的有理而強硬的態度，日本向河南的進攻，英、美、蘇的外交壓力，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中間派的同情我們，廣大人民的對蔣憤慨等等原因，已開始有了妥協的基礎，內戰已可避免，中國時局有發生有利于我們的變化的象征。”蔣介石手忙腳亂、進退失據的時候到了。盡管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通過了“反共”決議，但蔣介石被迫保證“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毛澤東說，這是“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最緊張的一段時間，僅相關文電就有300多件。1940年12月14日這一天就發出了11件，創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天發出文電的最高記錄。從這些文電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有些認識最初也非完全正確無誤，他也有情緒激動、看法不周、思想反復的時候，但他有一個極大的優點，就是能集思廣益，博采眾長，知錯即改，縝密比較，科學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全面、更為正確的思想觀點或重大決策。 

       我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要關起門來打內戰的如意算盤，蔣介石除非投降，再要舉行“剿共”，發動反共高潮就困難了。其次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事實，贏得了廣大人民、中間派人士的同情、贊許和支持，贏得了世界進步輿論的支持和國際進步力量的關注，國共兩黨的政治地位正在發生有利于我黨的根本變化，這為抗戰后期的國、共、美三方會談奠定了政治基礎。第三，表明中共中央的領導在政治上已經成熟，能夠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中，應對嚴峻挑戰，駕馭復雜局勢，成為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定性因素和領導力量。 

3.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系統說明

       1939年、1940年之交，在四個月的時間里，毛澤東接連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并對它作了系統的說明。這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寫出這些文章，絕不是偶然的。 

       抗戰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公開合法的姿態走上全國政治生活的舞臺，受到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他們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和中國未來前途的看法。中國共產黨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就必須在全國人民面前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政治主張，把人們吸引到自己高舉的大旗下來。 

       國民黨在掀起反共軍事磨擦和高潮的同時，開動所有宣傳機器，使勁地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大肆販賣反共理論，叫囂“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黨不需要存在”。蔣介石企圖通過抗戰堅持國民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這就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十分尖銳地提到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面前，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扭曲了的“三民主義”宣傳劃清界限，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理論和綱領，為中國人民指出中華民族要建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前途。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政治上成熟的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能夠系統地回答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尤其是抗日戰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將黨關于現階段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這面大旗更加鮮明地舉起來。毛澤東后來曾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只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在抗日時期，“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在這時系統地提出來的歷史背景。 

新民主主義理論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說明了黨對于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全部見解： 

       （1）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個步驟來進行，第一步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只有完成前一階段的革命，才有可能進行后一階段的革命，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但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銜接的，中間不容許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 

       （2）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已經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標志，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的基礎上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在特殊條件下還要聯合一部分大資產階級，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孤立并打擊最主要的敵人。 

       （3）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毛澤東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藍圖，他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綱領。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經濟綱領就是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并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容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文化綱領就是廢除封建買辦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 

      （4）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共產主義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思想體系，一個是社會制度。從社會制度來說，必須把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分開。但現時的中國革命不能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也就不能不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否則，就不能保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勝利。 

        中國革命不能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但在中國這樣復雜的環境中，無產階級怎樣才能實現領導權？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作了全面的論述：“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關于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對敵沖鋒陷陣地英勇戰士。”“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這是對黨18年斗爭歷程和經驗的重要總結，中國革命的這些經驗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民主主義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的提出，使全黨對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有了明確而完整的認識，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怎樣奪取革命勝利和怎樣發展到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完整論述，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豐富和發展。這一理論使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清楚地看到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前景，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的勝利信心，有力地指導和促進了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 

4.戰勝嚴重困難和開展整風運動

        1941年至1942年，是敵后人民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1941年12月，中國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軍35個師團（包括關東軍），共計138萬人，占日本陸軍總人數的65%，敵后戰場抗擊著其中的50%以上。在這兩年中，日本侵略軍僅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萬人的，達132次之多，萬人以上的27次。日本侵略軍實行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據地人畜不留，廬舍為墟，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1940年的50萬減為約40萬人，根據地面積急劇縮小，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根據地的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極端困難，有些地方抗日軍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沒有被蓋。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面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局面，黨中央具體分析了存在著的困難和有利方面，先后制定和實施了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十大政策：對敵斗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整頓三風；審查干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減租減息。強調在新的殘酷斗爭中，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發動群眾，依靠廣大根據地軍民，正確處理各抗日階級、階層的關系，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針對日本侵略者對敵后的瘋狂進攻，黨認為必須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開展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全面的對敵斗爭。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實行“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協調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時，健全主力兵團、地方兵團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武裝體制，采取多種多樣的斗爭形式，堅決打擊“掃蕩”、“清剿”之敵。在極其艱苦的反“掃蕩”、反“蠶食”、反“清剿”斗爭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的殲敵方法，如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武裝工作隊等等，把日、偽軍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及其領導的地方武裝共作戰4.2萬余次，斃傷俘日、偽軍33.1萬余人。敵后軍民的反“掃蕩”、反“清剿”斗爭，牽制、消滅了大量日本侵略者，成為堅持中國長期抗戰最重要的因素，也給予盟國反法西斯戰爭以很大支持。 

       在敵后軍民艱苦抗戰中，涌現出成千上萬的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偽軍包圍冀中獻縣東辛莊，采用拷打和屠殺的辦法，威逼群眾交出回民支隊司令員馬本齋的母親。許多人被打得死去活來，仍守口如瓶，當場數人被殺。馬母見情不忍，挺身而出。敵人對她威逼利誘，要她寫信勸兒子投降。馬母痛斥敵人說：“我是中國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堅貞不屈，最后絕食而死。9月25日，八路軍戰士馬寶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學義、葛振林在敵3500余人進攻時，為了掩護四個縣的黨政領導機關和群眾的轉移，主動把敵人吸引到懸崖絕壁，據險抵抗，斃傷敵90余人。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彈后，他們毅然跳崖，被譽為“狼牙山五壯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駐遼縣的八路軍總部遭到敵人合圍的緊急情況下，不顧個人安危指揮部隊突圍，不幸中彈，壯烈殉國。同年冬，日軍對魯中根據地進行“掃蕩”，山東軍區特務營奉命掩護軍區機關和群眾突圍，先后斃傷敵軍600余人。全營最后只剩14名戰士，被敵人壓縮在對崮山東端，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跳崖殉國。晉察冀邊區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領導的游擊小組，以步槍結合地雷作戰，創造了斃傷日、偽軍364名、炸毀汽車25輛的戰果。日軍“掃蕩”冀中深縣王家鋪子時，群眾為掩護子弟兵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日軍逼迫被抓的20多人說出八路軍藏在哪里，殺一個不說，又殺一個還是不說，連續殺了14名，群眾仍然沒有吐露一個字。河北省平山縣擁軍模范戎冠秀，在反“掃蕩”戰斗中，不避艱險，奮不顧身地安置救護傷員，被譽為“子弟兵的母親”。這些英雄人物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表現出中華兒女不畏強暴、反抗侵略的偉大民族精神。 

        黨中央還采取了各種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難，鞏固抗日根據地。為了減輕人民負擔，主力部隊和政府機關實行精兵簡政；為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并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起抗日，進一步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和減租減息的政策；為了密切軍政、軍民關系，在軍隊中開展“擁政愛民”運動，在人民群眾中開展“擁軍優屬”運動。為了克服嚴重的物質生活困難，堅持抗戰又不過于加重人民負擔，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前所未有的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的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針對以個體經濟為基礎的、被敵人分割的、進行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黨中央還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在各項生產事業中，實行以農業為主，農業、畜牧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和商業全面發展；在公私關系上，實行“公私兼顧”和“軍民兼顧”；在上下關系上，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在生產和消費的關系上，實行努力生產、厲行節約；在組織經濟活動中，實行合作互助、開展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軍隊、學校和政府機關發展自給經濟，是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一個創造，對克服生活資料匱乏的困難、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支持長期抗戰具有重大意義。八路軍第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給外，達到了“耕一余一”，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旗幟。陜甘寧邊區農民所交的公糧，1941年占總收獲量的13.58%，1942年降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從1943年起，敵后各根據地的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人民的負擔也只占總收入的14%左右。大生產運動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凱歌，它不僅支持了敵后的艱苦抗戰，而且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干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運動，是黨同心同德戰勝困難的重要一環，是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一個創舉，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事業繼續前進的現實需要，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20多年的歷史中，經歷過巨大勝利和嚴重失敗，出現過“左”的和右的嚴重錯誤，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然而，由于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系統地徹底清算這些錯誤，黨的干部對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還缺乏深刻的認識。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1931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把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更迫切地擺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同年12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指出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但會議對此并沒有形成共識。不久，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向全黨明確嚴肅地提出了打倒主觀主義的問題。然而這篇觀點鮮明、措辭尖銳的重要講話在黨的高級干部中沒有引起多少反響，《解放日報》也只在第三版上發了短短的一則消息。這些情況表明，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分清歷史是非，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整風運動分為兩個層次進行：一個是黨的高級干部的整風，一個是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的整風。毛澤東決定先從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入手。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并把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發給黨的高級干部，要求認真閱讀研究。毛澤東說：“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后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重點檢討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路線問題，分清是非，統一認識，為開展全黨整風創造了條件。這樣，全黨整風的條件就逐漸成熟了。 

         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黨普遍的整風運動開始。為了加強領導，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任的總學習委員會。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是全黨整風運動的中心內容。遵義會議前，黨的歷史說明，能不能在指導思想上堅決反對和糾正主觀主義，對黨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是全黨整風運動的另一個主要任務。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它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也是全黨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黨八股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形式，不清除黨八股，不能啟發生動活潑的革命思想，不能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主觀主義就還有藏身之地。毛澤東說：“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5月，中共中央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并作總結，闡明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系統回答了文藝運動中許多有爭論的問題，強調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立場、態度問題。座談會后，文藝界進行認真的整風學習。 

        研究黨的歷史是高級干部整風的一個重要內容，目的是通過歷史比較，分清路線是非，解決思想方法問題。從1943年9月起，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進行到深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階段。按照1941年九月會議的方式，中央政治局繼續召開擴大會議，在繼續深入批判王明“左”傾錯誤的同時，著重討論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在此過程中，還分別召開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座談會。如湘鄂贛、湘贛、鄂豫皖、閩粵等邊區，贛東北、閩西、潮梅、西北等地區，及紅七軍、紅五軍團歷史座談會和華北座談會等。通過這些會議，使高級干部從切身的實踐經驗中，更加深刻地認識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提高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在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做出結論，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這樣，中國共產黨真正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道路。至此，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整風運動的重大成果，是在黨內外展開了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怎樣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相結合，以及怎樣對待30年代初中期黨內兩條路線斗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大討論。通過這些討論，破除了教條主義束縛，分清了路線是非問題，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實現了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全黨的新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整風運動對于加強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增強黨的戰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實踐，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延安整風運動，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緊張。所謂緊張，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整風運動討論黨的歷史，勢必要牽涉到具體的事和人，對犯錯誤同志的批評，出現了一些過火的傾向，這在1943年九月會議前期和各種座談會上比較突出。另一個就是審干工作和“搶救失足者”運動。審查干部，是抗戰時期黨為保持組織的鞏固和隊伍的純潔而開展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布置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目的，是為了“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由于對敵情作了夸大的估計，延安的審查干部和反特斗爭由秘密轉到公開，并且變成群眾性運動，特別是負責審干工作的康生掀起了一個所謂“搶救失足者”的運動，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錯案，使審干工作大大偏離了正確軌道。黨中央發現問題后，及時采取措施予以糾正，到1944年初，審干工作擴大化的錯誤得到了妥當處置。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行政學院和其他地方的多次講話中，都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和道歉，并指出：“‘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和缺乏分別對待這兩點。”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但在整風過程中的審干工作卻出現了以“搶救運動”為代表的反特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這是很不應該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5.指導陜甘寧邊區建設

       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治指導中心、抗戰大本營和戰略總后方。黨中央、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一直寄予厚望。毛澤東說：“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陜甘寧邊區就是模范。” 

       陜甘寧邊區的前身是陜甘寧蘇區。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表示愿將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并提出把陜甘寧邊區創造為全國抗日民主模范區的任務。隨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毛澤東就把陜甘寧邊區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1940年3月初，他在邊區黨政聯席會上明確提出：“陜甘寧邊區的方向就是全國新民主主義的方向。”謝覺哉曾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粗枝大葉的新民主主義論，在邊區就是要把它細針密縷起來。”“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邊區，要求在邊區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毛澤東對邊區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一步研究制定了邊區的各項施政方針。1941年5月1日，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發布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的大部分重要內容是毛澤東審閱初稿時重新改寫并定稿的，代表了抗戰時期他對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政策思想。“五一施政綱領”共21條，更加全面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基本路線和邊區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舉凡軍事政策、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政策、“三三制”原則、人權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農業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文化政策、衛生政策、婦女政策、民族政策、華僑政策、游民政策、俘虜政策、對待外國人政策等，都一一作了明確規定，為邊區人民勾畫出一個美好藍圖，并對敵后所有解放區建設也有很大幫助。 

       邊區參議會是邊區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體現。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在1939年、1941年、1944年和1946年召開了三屆共四次會議。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不像由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和國民黨統治區的省市參議會那樣，由一個黨選定的單純咨詢機關，而是經人民普選產生的，包括各黨派、各階級在內的邊區全體人民的代表機關和邊區最高權力機關。朱德評價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邊區的參議會制，實際上是后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保證了邊區各抗日階級、階層人民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陜甘寧邊區的民主選舉，在黨中央的指導下，于1939年、1941年和1946年舉行過三次。凡居住邊區年滿18歲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實際投票中，群眾創造了投豆豆、畫圈圈、燃香在選票上燒眼眼等辦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培養“咱們大家來當家”的民主意識。“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是邊區政權建設的一項重要原則。根據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和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194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正式提出“三三制”原則，并在陜甘寧邊區部分區縣首先試行。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選出的9名常駐議員中有3名共產黨員，邊區政府18名委員中，有共產黨員7名，略超過1/3，共產黨員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毛澤東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力。”“三三制”的實行，使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正當陜甘寧邊區的工作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時，邊區遇到的困難也愈來愈明顯，主要反映在財政經濟問題上。1941年3月，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黨中央和毛澤東用了許多時間和精力，研究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的方針和具體辦法，并把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看作是“學習治國”。最初，黨內對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任弼時、朱德和高崗等人主張采取積極的發展方針，具體辦法主要是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主要依靠軍隊組織人民運鹽和增發貨幣。而林伯渠、謝覺哉擔心這些做法會加重人民負擔，因此主張把解決困難的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不贊成增發邊幣，鹽的產運銷在政府管理下實行自由貿易。毛澤東寫信給謝覺哉說：“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但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他還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躍了，都好辦了。”為了統一黨內的思想，政治局委托毛澤東找林伯渠、謝覺哉、任弼時、朱德等談話，溝通意見，解決分歧。為了說服林、謝這兩位黨內德高望重的長者，毛澤東多次登門拜訪，常常談至深夜。對他們提出的問題，都要核實情況，做出答復，并坦率地講出自己的意見，基本上統一了幾個月來黨內對如何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存在的不同認識，邊區經濟建設工作走上了正確的道路。1942年12月，毛澤東為西北局高干會提供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對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作了基本（的）總結，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和發展經濟的一系列方針和辦法。這篇報告同他后來起草的《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領導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的基本綱領。賀龍說，這是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邊區的具體運用，是活的馬列主義經濟學。 

        糧食問題，是邊區經濟工作最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曾是引起黨與群眾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最初，邊區各部門的用糧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征糧；另一個是靠邊區政府撥款采購。1940年外援斷絕后，只能全部依靠征糧，1941年3月，部分地區就出現了斷糧現象。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經過再三研究，決定1941年征糧20萬擔，比前一年9萬擔增加了一倍多。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了不滿情緒。1941年6月3日，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下暴雨，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被雷電擊死。事后，一個農民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說：“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延安人民對我們是“敬鬼神而遠之”，“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為了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黨中央抓了兩件事。一是號召積極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二是實行精兵簡政。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是一個轉機。陜北人民感到毛主席與人民是聯系在一起的。”黨中央住在陜甘寧邊區，不是像住在旅館里，的確同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系。在1947年國民黨進攻邊區時，這種聯系是毛澤東決定留在陜北的一個重要因素。沒有老百姓的支持，轉戰陜北是難以想象的。 

        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建設成了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就是新中國面向世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