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陜北瓦窯堡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指出，“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毛主席關于紅軍長征的論述充分體現了一個無產階級政治領袖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由于王明錯誤路線的引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毛主席多次在危機關頭，指點迷津，力挽狂瀾，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為中國工農紅軍取得長征的最后勝利作出了具有歷史決定意義的偉大貢獻。

一、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1933年9月25日，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在黨和紅軍中占據了領導地位，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確意見，一味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以碉堡對碉堡，以集中對集中，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使中央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黎川、廣昌等戰略要地相繼失守，并造成中央紅軍大量傷亡，內線作戰十分困難。面對危局，毛主席雖然一再遭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的排擠、打擊，但卻完全不顧個人榮辱、得失，忍辱負重為紅軍的前途、命運嘔心瀝血，一次又一次地為紅軍脫離險境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最緊張、最困難的關鍵時刻，毛主席到中央蘇區南大門會昌調研，深入實際，分析形勢，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確方針、政策和作戰原則。“善于利用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 ‘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向陳濟棠部隊和敵占區人民開展強大的宣傳攻勢，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1]“把主力抽調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打游擊，牽制敵人。整訓中要總結經驗，好好研究擋不住敵人、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滅敵人的原因。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仍要配合地方部隊、游擊隊和赤衛隊，并取得地方黨和政府的幫助，采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打法。要嚴密偵察和研究敵情，地形，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布置戰場。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消滅敵人一個營一個團，繼而打更大的勝仗。”[2]由于南線紅22師部隊堅決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意見，并作出具體布置，有計劃更堅決地打擊敵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積小勝為大勝，使南線敵人只得龜縮在筠門嶺，不敢輕舉妄動，在此期間敵人始終沒有能占領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南大門——會昌，出現了南線新局面，為紅軍后來成功突圍、順利長征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4年9月，中央蘇區東線、北線被敵人突破，西線、南線形勢更加危機，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已經斷絕，戰略轉移成為紅軍的唯一出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視察，得到同意。毛主席深入“調查于都、贛縣等地區的敵情，了解蘇區紅軍和地方武裝的情況，了解敵軍調動的情況，為中共中央選擇戰略轉移的行軍路線提供調查情況。同時，密切注視前線戰況的變化”。[3]“在于都縣城召開手工廠工人、貧苦農民和村、鄉、區干部座談會，提出：要組織游擊隊，牽制敵人。要努力搞好生產，支援前線。”[4]毛主席在于都還“接見于都縣紅軍家屬代表會的代表，號召他們積極搞好生產，支援前線，鼓勵親人在前方英勇殺敵。”[5]經過毛主席的精心安排，于都軍民將山上的毛竹編成竹排拖到渡口，有關部門集中調劑各路船只和老表家的門板、床板，在于都河上架起了8座浮橋，使中央紅軍得以順利從于都出發走上兩萬五千里的征程。

1934年11月的湘江之戰因指揮錯誤，中央紅軍隊伍拉得過長，大搬家式的行軍，行動遲緩，貽誤戰機，在湘江沿岸遭遇優勢敵軍的攔擊，部分部隊被敵軍截斷，損失慘重，有的部隊已經潰散解體，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過了湘江后，面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和長征以來的巨大損失，毛主席向中央提出討論軍事失敗的問題。在湖南通道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毛主席從敵軍在湖南洪江、芷江，貴州松桃、銅仁、石阡一帶集結20萬軍隊，設了四道防線，布下一個口袋陣，以阻止中央紅軍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中央紅軍如果繼續前往湘西，無異于自投羅網，只能招致全軍覆滅這一嚴峻情況出發，提出改變中央紅軍原定到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師的打算，避開敵人為中央紅軍設下的口袋陣，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挺進，爭取紅軍有個喘息和整頓的時機，得到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中央多數人的贊同，就這樣中央紅軍西進占領黎平。毛主席在黎平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主席的意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決定采納毛主席的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到遵義地區后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二、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排斥毛主席對紅軍的領導，排斥毛主席正確的戰略方針，拒不接受毛主席提出的正確主張，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這也導致許多干部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軍事顧問李德發生激烈爭論。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士，從革命戰爭和五次反“圍剿”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完全是因為排斥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卻貫徹執行錯誤軍事路線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主席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軍事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主席的正確意見。這表明黨中央扭轉錯誤軍事路線的條件成熟了。

1935年1月7日，紅軍襲占遵義，獲得了短暫的休整的機會。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秦邦憲和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從而被敵人以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使紅軍招致失敗；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6]毛主席的意見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支持。會議主要根據毛主席的發言內容作出了調整黨和軍隊領導的幾項重要決定：“（1）毛主席選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査后，發到支部討論。（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7]這次會議解決了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面臨的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結束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由“左”傾機會主義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來，以挽救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危機而召開的。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黨和紅軍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成功地解決了軍事領導權交接問題。它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黨走向成熟黨的重要標志。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充分、集中地顯示了毛主席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和膽略。正如1972年6月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說：“遵義會議的主旨是糾正軍事路線錯誤，因為當時是在驚濤駭浪中作戰，軍事路線最緊迫……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8]從此，中國革命就在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三、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遵義會議在敵人40萬大軍圍追堵截的態勢下結束了，開啟了紅軍新的征程。在毛主席的指揮下，中央紅軍采取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方針，“大膽穿插，機動作戰”，[9]“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事走小路，有時走新路，有時走老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10]縱橫馳騁于川黔滇邊境廣大地區，積極尋找戰機，四渡赤水出奇兵，有效地調動和殲滅敵人，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等反動派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狂妄計劃。

再占遵義巧設戰場殲滅吳奇偉縱隊2個師又8個團，俘敵3000余人，取得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士氣，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打得蔣介石心驚膽顫，疲于應付，調虎離山取得先機巧渡金沙江，中央紅軍終于跳出敵人的重圍。

接著中央紅軍按照毛主席“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與彝民達到友好”[11]的指示精神順利通過彝族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打破了蔣介石要把中央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的狂妄計劃，一舉突破敵軍天全、蘆山、寶興防線，占領天全，翻越夾金山到達懋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利令智昏，擁兵自重，個人野心膨脹，毛主席在團結張國燾北上的同時，對其錯誤進行了抵制和斗爭，避免了紅軍的分裂。在蘆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干部，都有的‘可到軍委’。毛澤東說：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么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需要人。”[12]由于張國燾借口“組織問題”未圓滿解決而一再貽誤戰機，造成《松潘戰役計劃》無法執行，紅一、四方面軍腹背受敵，不得不改經草地北上，遂制定《夏洮戰役計劃》，“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13]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但張國燾自持兵多將廣，竟然“另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央。”[14]鑒于此緊急情況，毛主席“同張聞天、秦邦憲等緊急磋商，一致認為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后果。……決定迅速脫離險境，率紅一、三軍立即北上。”[15]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從而避免了嚴重事件的發生。9月17日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主力突破臘子口進入甘肅，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在吳起鎮擊潰尾追的國民黨騎兵2000余人，并會見先期到達前來聯系的紅15軍團的同志。11月21日毛主席親自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殲滅東北軍1個師又1個團，俘敵5300余人，繳槍3500余支，打破了蔣介石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奠基西北。

四、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新的局面就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九一八事變后，由于蔣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很快全部淪陷，幾千萬同胞淪亡于日寇鐵蹄之下。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提出抗日救國主張，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東北軍張學良在直羅鎮戰役的失敗，使其認識到同紅軍作戰沒有出路，毛主席利用東北軍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內在矛盾，對東北軍做了大量的工作，爭取張學良站在抗日救亡民族大義的立場上，同紅軍暗中停戰。

為“到外線打擊賣國賊閻錫山，并調動同在陜北的四個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敵人對陜甘邊區的新的‘圍剿’。”[16]“為執行黨中央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的決定，將第一方面軍全部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抗日先鋒軍以華北五省為作戰范圍，第一階段以在山西創造對日作戰根據地為基本方針，以山西為方針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躍入綏遠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為臨時步驟。”[17]1936年2月20日晚，毛主席率領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主力發起東征戰役，強渡黃河，一舉粉碎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占領黃河東數百里地區，“所向皆捷，全國響應”。[18]經75天戰斗，消滅國民黨軍7個團，俘敵4000余人，擴紅8000余人，籌款30余萬元，取得了江河作戰經驗，提高了戰斗力，迫使晉綏軍的4個旅全部由陜西撤回山西，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

為擴大與鞏固西北抗日根據地，擴大紅軍隊伍，連接外蒙與蘇聯，5月18日毛主席發布了西征戰役的命令，組成西方野戰兵團，分左、右兩路向發起進攻，“左路軍在曲子、阜城戰斗，繳獲馬鴻賓師步槍一千二百余支，迫擊炮數門，俘敵旅長一，官兵千六百余人，占領洪德城、環縣、曲子、阜城、三岔縱橫約三百余里廣大地區；右路軍占領了寧條梁，打擊三邊、鹽池一帶地主武裝，爭取長城內外教民、蒙民數萬擁護紅軍，恢復并擴大了三邊蘇區版圖。”[19]

毛主席在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勝利到達陜北后，多次致電張國燾等，希望他們能夠率領部隊取消南下計劃，迅速北上。但是，張國燾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竟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取消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領導人的中共中央委員資格和黨籍。在此情況下，毛主席和黨中央始終堅信紅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會作出正確的選擇，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責令他立即撤銷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黨活動。隨同四方面軍行動的朱德、劉伯承等與反對張國燾搞分裂活動的徐向前等一起，對四方面軍中受欺騙和蒙蔽的指戰員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宣傳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堅決斗爭。同時重新南下后重大傷亡的嚴酷現實也深刻地教育了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張國燾的反黨分裂行為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陜北和同中央紅軍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標志著毛主席和黨中央終于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保證了紅軍的集中統一，至此紅軍長征取得了全面、徹底的勝利。

隨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的爆發，促使蔣介石政府不得不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形成，抗日戰爭開始了。

紅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用艱苦和卓越譜寫的一首驚天地、泣鬼神的壯歌和一部革命英雄主義的樂章，是人類戰爭發展史上的偉大杰作，是在中國革命征程上矗立的不朽豐碑。80年來，毛主席對于長征勝利所作出的偉大歷史貢獻早已彪炳史冊，歷久彌新，充分展現了毛主席作為無產階級政治家、軍事家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軍事才能，展現了毛主席的高超政治智慧和軍事戰略斗爭藝術，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斗爭學說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