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歷經苦難走向輝煌的不朽史詩。長征不僅鑄就了中國共產黨永恒的精神豐碑，而且成功實現了中國革命重心的轉移，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新紀元——延安十三年這一偉大的時代。長征也因此被視為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大事件而載入史冊。綜觀歷史，長征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除了黨中央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抉擇外，也與西北革命根據地良好的黨群關系密切攸關。

一、良好的黨群關系是長征期間西北革命根據地存在、發展的根本原因

西北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完整經歷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根據地，并且是長征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碩果僅存的根據地。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得益于西北革命根據地良好的黨群關系。這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在艱苦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探索出的重要成果。

把人民作為革命之本，是中國共產黨革命觀的核心思想。這一思想同樣體現和貫穿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過程中。在屢次領導兵變失敗后，劉志丹深刻地認識到，“依靠人民，拉起武裝，建立根據地，革命一定能蓬勃發展起來。”“只要紅軍和老百姓一條心，再強大的敵人也吃不掉我們。”因此，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后，把發動群眾作為革命的重點工作。就陜甘而言，盡管有著良好的革命基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影響），但開展土地革命初期動員群眾并不順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陜甘地區土地兼并不是十分嚴重，大多數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參見秦暉、金燕著：《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照金地區的土地分配一開始竟然遭到農民的抵制，出現過土地分配不下去的情況。這說明，廣大群眾對革命還不了解，對新生的邊區政權還不信任，對舊政權和舊勢力還存在著畏懼。為了把群眾動員起來，邊區政府做了大量艱苦的群眾工作。

第一，相信群眾，讓群眾當家做主。動員群眾，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啟蒙和教育。為了讓群眾相信革命是為了幫助勞苦大眾翻身獲解放，邊區在政權建設中大量吸收貧苦農民參加政權。1933年陜甘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照金召開，選舉產生了邊區革命委員會，委員會的多數成員來自于當地群眾，貧苦農民代表周冬至擔任主席，王滿堂、林萬榮等一大批有覺悟、有威望的群眾代表分別擔任了肅反、土地、糧食、經濟和文教等部門的領導職務。1934年秋在荔園堡正式成立的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中，多數部門領導人仍然由當地群眾擔任。邊區以實際行動向群眾證實，邊區的政權是老百姓自己的政權。這一舉措不僅對群眾具有巨大的政治感召力，而且也解除了人們對政權性質的疑惑。此后，在邊區政權領導下，一大批群眾紛紛加入到貧農團、農會、赤衛軍、工、青、婦、兒童團等組織中，進一步壯大了邊區的政權力量。

第二，嚴明法紀，整飭隊伍。動員群眾，干部是表率。邊區政權甫一成立，就頒布了相應的法紀，嚴厲規定：“凡一切黨政軍干部，如有貪污十元錢以上者執行槍斃。對于負責干部，要求更為嚴格，犯了紀律，有了錯誤，都要施以相應處分。”劉志丹經常告誡大家：“群眾最痛恨反動政權的不廉潔，無官不貪。我們一開始就要注意這個問題。窮要有骨氣；要講貞操，受凍受餓也不能取不義之財。”陜甘游擊隊第一支隊支隊長趙連碧（劉志丹的表弟）搶劫老百姓財物，而且抽大煙、奸淫婦女，嚴重違反紀律，在三嘉塬被公開處決；從蘇聯回來的干部潘志遠順手采摘了群眾的香椿，受到習仲勛嚴厲的批評；即使高崗違反了群眾紀律也被撤銷了紅四十二師政委……正是嚴明了黨、政、軍紀，當時陜甘邊根據地“從政府主席到區、鄉干部，廉潔奉公，弊絕風清”，因而深受根據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

第三，深入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動員群眾，必須融入群眾中去。劉志丹本人就是一個杰出的群眾領袖，深受群眾的擁戴，陜北民歌《二月里來》最初頌揚的就是劉志丹一心一意為人民的事跡。面對革命的困難局面，劉志丹勉勵習仲勛要緊緊依靠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他說：“你是關中人，還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辟工作。隊伍走了，你們會遇上很大困難，但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按照劉志丹的囑咐，習仲勛等邊區干部深入群眾中間，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和廣大農民逐漸熟悉起來。習仲勛做群眾工作總是帶著一腔真情，把群眾看作親人。他見了長輩就稱呼“干大”、“干媽”，年齡大些的就稱“老哥”、“大姐”，小點的就稱“老弟”、“大妹子”等。在旬邑時他還收認了窮苦農民的子女李芳嬋、馬重民為干女兒、干兒子。在三年時間里，習仲勛幾乎踏遍了從照金到南梁的每個村落和溝峁，和當地群眾結下了無法割舍的深情厚誼。由于黨和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依，血肉相連，因而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邊區基層政權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

第四，積極主動，為群眾謀求利益。動員群眾，核心是能為群眾帶來現實的、直接的利益。照金的土地分配雖然遇到了障礙，但分得土地的農民真實地享受到了土地分配的實惠，那些沒有得到土地的農民也切實享受到了免稅的實惠，物質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同時，對軍人家屬、烈士家屬、社會殘疾、孤寡者實行救助和撫恤。邊區政府成立后，頒布實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和社會建設各個領域，無一不是為群眾謀求福祉。邊區群眾在對比新舊政權中逐漸覺悟起來，把邊區政府親切地稱為“老百姓的政府”、“我們的政府”。

上述艱苦的群眾工作，終于換來了人民群眾對革命的熱情支持和對邊區政權的擁護，黨群關系空前融洽。在三次反“圍剿”斗爭中，邊區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第一次反“圍剿”中，南梁閻洼子村數位村民為保護政權遭到敵人嚴刑拷打，但沒有一個人告密，李青山、張侯福、曹思聰等26名蘇維埃干部和革命群眾寧死不屈，被敵人活埋；在第二次反圍剿中，敵人搶劫燒殺，制造了數個無人區，共有38位群眾遭到殺害。據習仲勛回憶，在照金失守后，由于身負重傷行動不便，處境極為危險，是一位素不相識的王姓老大娘冒死相救，才讓他轉危為安；在南梁時期，同樣得到了萬慶友、王殿斌等老百姓舍身相救。習老曾發自肺腑地說：“如果沒有老百姓（相救），我都不知道死過多少回了啊！”在東征前夕，劉志丹率軍駐扎在清澗，當地老百姓聽說劉志丹來了，紛紛涌往駐地進行慰問。其中兩個瞎子走了十幾里路，唯一目的就是想“看看”他們心目中的“老劉”。劉志丹聽說后主動把他倆扶在炕頭坐下，讓他們盡情地撫摸。兩位老人感動地流下了淚水……。試想，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黨群關系？如果沒有根據地黨對人民的真心付出和無私奉獻，又怎么會有人民對黨的一片深情？正是有了良好的黨群關系，西北革命根據地才能在人民的掩護和幫助下，粉碎了國民黨的一次又一次的軍事“圍剿”，在險惡的革命斗爭環境中不斷發展和壯大。也正因如此，在長征期間，它才能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提供堅實可靠的落腳點，并從此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

二、良好的黨群關系是中央落腳陜北后打開革命新局面的堅強政治基礎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走進西北革命根據地。這一事件標志著中央紅軍長征的階段性勝利。但是，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方針指導下，蔣介石仍然把從根本上鏟除黨和紅軍作為國民黨的頭等政治。為此，在1935年10月至1936年年底，蔣介石采用“南進北堵、東西夾擊”的軍事戰略，以重兵圍堵的方式，企圖將黨和紅軍一舉消滅。

面對國民黨四面八方的圍追堵截，初到陜北根據地的中共中央和紅軍處境極為困難。首先擺在面前的有兩大問題需要處理：一是鞏固和發展的關系，一是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據此，在瓦窯堡會議關于軍事戰略部署上，黨明確指出：“第一方面軍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會議決定把紅軍行動和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但向北發展在實踐中受到的制約因素太多，除了處在沙漠邊緣自然條件惡劣、地瘠民貧外，人煙稀少，根本不適合建立根據地。因而，在1936年1月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討論當時行動方針時指出：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東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扎政策，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渡黃河來往的自由。我們在陜北要擴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擔當保衛陜北的任務。山西的發展，對陜北有極大幫助，我們要下大決心到山西。”如此一來，陜北就成了“東征”的戰略大后方。

確定東征之后，黨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擴紅”。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人數不足七千（實際具有作戰能力的兵力不足五千），加上紅25、26、27軍在內，總數也只有1萬人略多。而國民黨正常用于進攻陜北紅軍的兵力就超過了10萬之多。為了粉碎國民黨對根據地的軍事“圍剿”，西北革命根據地動員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戰爭。1935年冬，邊區積極響應毛澤東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提出的“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蘇區和擴大紅軍”的三位一體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擴紅”運動。因為此前根據地有著良好的黨群關系，再加上黨中央到達陜北后，打了一系列勝仗，根據地得到了空前大發展，人民群眾更加相信和支持革命，黨群關系也更加融洽。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是這樣描述黨群關系的：“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是有基礎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蘇區里，警衛工作幾乎全部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擔任的。蘇區很少有紅軍的駐防部隊，因為所有戰斗力量都在前線。地方的保衛工作是由村革命保衛隊、農衛隊、游擊隊分擔的。”“我不得不承認，我所接觸到的農民，大多數似乎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尼姆?威爾斯在《續西行漫記》中評價：“紅軍每次都轉敗為勝，在最危難之際，群眾并沒有被殘酷的斗爭嚇到，反而涌現出大批新生力量，補充了支離破碎的隊伍，他們如同巨人安泰，每當被對手緊緊壓倒在地時，大地就賦予他更大的神力，因為他們與人民融為一體。”有了良好的黨群關系做基礎，“擴紅”的動員工作非常順利。在旬邑，有“嬌羞的小媳婦和新婚不久的丈夫要參軍”；在南梁，有“七八十歲的老奶奶領著孫子去報名”，甚至原來的一些地主也主動地送兒子參加紅軍；就連國民黨統治區的臨潼也有150多人在黨的動員下到根據地參加了紅軍。據馬文瑞回憶，黨中央要求陜北省委擴大紅軍7000人，周恩來親自到陜北省委作了動員布置，并派李維漢指導陜北的擴紅工作，不到一個月即完成了擴紅任務，接著在（1936年）3月底前又超額完成擴紅2400人的任務。由于人民群眾積極參軍，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紅軍人數就翻了近三番，總數由原來的1.1萬人發展到2.8萬多人，這還不包括2.3萬名游擊隊、赤衛隊隊員。擴紅的結果使得西北革命根據地更加鞏固。這不僅為紅軍東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提供了強大的后方和戰略基地，而且也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策源地。

良好的黨群關系，再加上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策，最終為中國共產黨打開了新的革命局面。雖然東征和西征沒有完全實現黨的戰略發展目標，但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和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等國民黨民主人士逐漸認同并接受了黨的抗日主張，馮玉祥、李濟深、閻錫山等國內各大軍閥也紛紛表達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意愿。特別是西北地區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抗戰局面的形成和西安事變的發生，標志著國內政治發展已經從內戰向抗日救國的發展演變。

三、良好的黨群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的重要法寶

黨群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政治關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關系，是決定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基石。今天，我們紀念長征，除了要緬懷這一段不朽的歷史，更要弘揚好黨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

第一，要始終堅持人民立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一個政黨究竟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和為哪個階級服務，首先要看它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因此，“兩個先鋒隊”的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人民立場。中國共產黨不僅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偉大，而且從人民的立場出發堅持讓人民當家作主。所以，當黃炎培問共產黨是否有辦法跳出“歷史周期律”時，毛澤東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中國共產黨95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堅持人民立場，始終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這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在當下，堅持人民立場，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保證人民當家做主，一切以人民為本，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

第二，要始終為人民謀利益。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屬于本黨的特殊利益。黨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既是黨和人民政治關系的內在要求，也是黨的性質、宗旨、使命的外在反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贏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關鍵在于給了人民各種實實在在的利益。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綱領：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沒有一個不是為人民謀利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黨的領導下，人民在政治、文化上的發展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盡管在此階段國家長期遭遇經濟困難，但黨無時無刻不在努力發展生產以改善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境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牢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民更是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巨大飛躍。中國之所以能在當今世界上保持穩定和繁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擁護黨、擁護改革開放。因此，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密切黨群關系，核心就是要繼續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此，就必須緊緊抓住“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發展社會各項事業，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邁進。

第三，要始終密切聯系群眾。密切聯系群眾既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也是黨最大的政治優勢。黨群關系雖然在運行形態上體現為一種互動關系，但在邏輯運行起點上則表現為黨的主動關系。因此，只有黨主動聯系群眾，才有可能帶來黨群之間的互動。當年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在做群眾工作時，沒有一個不是撲下身子和群眾打成一片。1990年接受采訪時，習仲勛告訴張俊彪：“你們旬邑，還有正寧，當時叫新正，是關中分區。那里的村莊我跑遍了，而且在很多村里都住過，你要是不信，隨便說一個村子的地理地貌，我馬上能說出那個村名來；還有，如今只要六十歲以上的人，你隨便說一個人的相貌，再說他是哪個村子的，我就一口能說出他叫什么名字，住在村子的哪個位置，家里有幾只（口）窯洞，院里或崖頭有什么樹，這人都做過什么，尤其是對革命有什么貢獻……”習老對群眾之熟悉、關心和了解由此可見一斑。今天，我們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但脫離群眾也成為黨在當前面臨的最大危險。歷史告訴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要想順利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全黨就必須繼續發揚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忠實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時刻保持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唯有如此，黨才能永葆生機和活力，才能團結和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新長征”的勝利。